此类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和维护者只有可能是共同体本身[32]。

【摘要】重视和做好社会矛盾化解是新时期、新形势下我国的现实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如，在我国现有生产力水平条件下，法律要求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就不符合现阶段的公平正义，而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才是恰当的。

在我国，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实现公平正义，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化解社会矛盾，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保证。一、社会矛盾及其在我国当前的特征社会矛盾主要是指社会生活中人们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内部的不同个人、群体、区域相互之间存在的对立统一的社会关系。资本强势导致的问题日益增多，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现象相当普遍。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正义就是平等， 正义是某种事物的‘平等观念。在社会道德失范，基本形成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却又常遭遇有法不依境地的情况下，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劳资关系、医患纠纷、环境污染、城市公共服务管理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明显增多。

笔者认为，公平正义即内涵公平的正义观，包括社会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等。马克思主义法学则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统治阶级的法律的目的正是确认、巩固、保障其所必须认同（和主导）的利益关系。如果司法判决本身并不具有逻辑合理性和实践可能性，那么判决结论也就无法转换为具体的可能生活，这时即使法院动用国家暴力强迫当事人履行司法判决，不仅不能实现立法的初始目的和终极目的，相反还会激起人民的对这种暴政的强烈反抗。

那么，如何才能判断当事人的需要（利益、权利）是否具有合理性呢？合理的需要就是具有可普遍化性的需要。但由法律论证推论而来的可能生活就一定都是应得的可能生活吗？答案并非如此，比如从错误的法律论证中就无法推出应得的可能生活。于是，在人们利益不发生冲突可以两全情况下，道德终极总标准便具体化为‘不损害一人地增加利益总量原则。如果上述权利得不到最大限度的有效保证，用来构建应得可能生活的前提命题的正当性、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充分性就无法得到保证（当下中国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行政干预等不良现象就是对当事人论辩权利的最大侵犯，因此冤假错案不时发生）。

因此，能否获得正义往往与当事人的运气息息相关。因此，依据这种组合，为败诉方当事人赋予一种具有报复性、惩罚性（否定性）的可能生活，体现了惩罚性公正。

而只有不损害任何一方地增加双方或一方利益的行为，才是应该的、道德的。可能生活具有逻辑合理性和实践可能性，是我国刑法第313条（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即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具有正当性、合理性的理论基础。而且这种专制或暴政比不用法的名义推行专制与暴政的后果更为残忍。因此，如果一方当事人认为司法判决不符合他的诉讼请求或预期，是因为该司法判决存在这种或那样的形式谬误或实质谬误而造成的，则更加成为该当事人拒绝该司法判决的直接理由。

但如果将能否经受得起批判性检验作为判断司法判决是否具有可接受性的标准与试金石，那么即使监督人员不在场，裁判人员的自由心证或自由裁量权也将得到极大限制，监督职能也会得到有效实施。它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无所不在，虚伪诡诈，而流于无形--无形到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很容易被误导，而将谬误当真。所以，仅仅遵循诉讼程序的法律规则对于法律论证来说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研究保证获取具有可接受性司法判决的理性论辩的讨论规则。法律规则的性质决定可能生活的性质，应得的可能生活是法律规则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体现，但是，不与特定案件事实发生联系，法律规则是否具有正当性、合理性也就无从判定。

如果法院剥夺了帕尔默的继承权，那么法院就是在篡改法律，就是用自己的道德信仰来取代法律。例如，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07）鼓民一初字第212号民事判决书之所以不能为被告人彭宇接受，并遭到社会公众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广泛批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该判决书在认定案件事实时所用的绝大多数推理都存在着许多形式谬误或实质谬误，混淆是非、颠覆黑白，最终导致给被告彭宇赋予了一个不仅在彭宇而且在绝大多数社会公众看来都不具有可接受性的判决结论。

另一种是帕尔默不仅要承担杀害其祖父的刑事责任，而且必须剥夺他的继承权的可能生活。，需要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事人接受或拒绝司法判决的理由或根据，这是因为需要就是当事人所想望的可能生活，它关乎当事人的生存或发展是否成为可能：需要可以抽象地理解为人们在某一社会中为了使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成为可能而要予以满足的要求，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它造成人的解体，而且需要……是客观的、普遍的。

要想为当事人构建出一个具体的应得可能生活，还要求事实清楚充分。也就是说，手段、工具虽然对于所要实现的目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毕竟手段、工具并不等同于目的，手段、工具的合理性也不等同于目的的合理性。（6）价值观的合理性：力求达到的目标是值得达到的目标，是可欲的。定罪（性）准确说明判决结论具有正当性，量刑（裁量）恰当说明判决结论具有合理性。总之，证据确凿可靠并且事实清楚充分、法律规则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是建构具有可接受性的应得可能生活的本体论依据、认识论依据和价值论（规范）依据。但应得可能生活只能是正确的司法判决所宣告的内容，错位的可能生活只能是错误的司法判决所宣告的内容。

因而不能经受批判性检验的司法判决就是存在错误的司法判决，错误的司法判决将会使司法尊严如失贞的皇后，望之俨然却人人鄙夷。（二）以应得的可能生活为内容的司法判决具有可接受性在上述四种组合中，只有从组合（I）中推导出来的可能生活对当事人来说是应得的可能生活。

要使法律发挥上述效用，司法判决自身就必须具有可接受性。（三）以错位的可能生活为内容的司法判决并非都不具有可接受性1.不具有可接受性的错位可能生活（1）由组合（Ⅱ）推导出来的可能生活对当事人来说是一种错位的可能生活。

其中法律构成要件给出了当事人由现实生活状态进人未来可能生活状态的主客观条件，法律效果就是立法者为那些符合这些构成要件的所有当事人创设的可能生活（模型、样态）。我们不可能单凭法令便作出判断。

违反程序法律规则的司法判决一定不具有可接受性，但符合程序法律规则却未必一定具有可接受性。在笔者看来，同时符合本文第三部分所述四个构成要件的法律论证就是合理的，合理的法律论证就是司法判决具有可接受性的决定性理由：（1）构成法律论证大前提的是有效的法律规则，它得自于公认的法律渊源（诸如制定法、法律裁决、法律学说和立法准备资料这样的法律渊源被认为是那些可用于评价法律论证的具体渊源类型）。因此，履行或不履行司法判决赋予张三的法律义务，肯定性的可能生活和否定性的可能生活将在张三与李四之间相互逆转。笔者认为，合理的法律论证是构建具有可接受性司法判决的最为有效的论证工具。

依据爱默伦、荷罗顿道斯特的批评性论辩理论，法律论证活动应遵循以下理性论辩的讨论规则：（1）当事人论辩权利保证规则（自由规则）。因为，任何推理都是由前提、结论和推理形式（演绎的、归纳的或类比的）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没有推理形式的法律推理是不存在的。

需要的对抗性决定了没有一个司法判决能够同时满足它：司法判决满足了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主张，势必会侵犯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必然遭到对方当事人的拒绝和反对。或者将被省略的命题补充完整，就可以解除人们对判决结论的怀疑，那么这些错误论证也是可以容忍的）。

因此，一个司法判决是否具有可接受性，不仅要看法律论证是否具有合理性，还要看司法判决能否满足、实现、达成判决受众的需要、欲望、目的或愿望以及当事人的需要、欲望、目的是否具有合理性。不论是主动的接受还是被动的接受，法律论证的合理性都是司法判决是否具有可接受性的关键，而法律论证的合理性、司法判决的可接受性都是法官通过法律论证活动赋予的，所以，作为诉讼证明活动的组织者，司法判决的作者，法官法律论证能力的高低成为决定司法判决是否具有可接受性的关键。

可普遍化的需要表现为当事人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社会利益相互一致。要判断司法判决是否具有可接受性，首先必须知道法律论证和当事人的需要是否具有合理性。更严酷地说，我们只不过是基因这架机器人格化的化身，是基因在主宰我们。如果对相互矛盾不能并存的需要（诉讼请求）都不满足，那么法律就会因不能起到调整社会关系、维护正当利益、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3.可能生活必须有直接承担者。（三）批判性检验可以削弱获得正义对运气的依赖在相同的法律制度、社会环境下，当事人能否得到应得的可能生活，往往与办案人员的探求事实真相的能力、法律论证水平、职业伦理的高低好坏直接有关。

因此，现代所有法治国家不仅要求对蕴含可能生活的规范命题必须进行证成，而且总是将这种证成活动确立为一种具有强制力的制度性证成：遵循有效的（实体或程序）法律规则，具有明确的举证责任分担，运用形式有效的法律推理，在确定的诉讼时效内解决利益纷争。既然任何主体活动最终都引发于主体的需要，那么，当事人对司法判决的接受活动当然不能例外--当事人接受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司法判决，拒绝违背主体需要的司法判决。

体现惩罚性公正和回报性公正的可能生活对双方当事人来说都是应得的可能生活。论辩双方以及法官都不能把错误的命题（如援引已经失效的法律规则或引用虚假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理由）当作建构可能生活的前提，也不能将正确的前提排除在建构可能生活的出发点之外。